众所周知，失业人口再就业，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放在古代也没能例外，农民商人一旦无地可耕、无商可做，大概率会沦为流民，困厄至死。于是乎，在社会保障不发达的情况下，找一份快速再就业的工作就成了重中之重。
放在古代，快速再就业的职务只剩下当官了，问题官员经常是前脚被免，后脚就换个衙门当官。
万历六年（1578年）兵部郎中、长沙知府、山东按察副使林绍因徐州督修河堤一事，被责令冠带闲住
在现代社会，官员一旦被免职，就没有了权力和相关待遇，但古代官员却不存在这些问题。古代官员的免职大多属于“冠带闲住”。冠带闲住是指某位官员的职务被免掉了，但其官员身份和相关待遇还在，他在闲住故园时还可以穿着相应级别的衣冠参加社会活动。
简单说，一个官员去年是县太爷，今年是知府，明年可能就被弹劾罢官，但他官员的身份不会变。
古代官制中，对于官员有了“官身”和“官职”的定义。官职可以经吏部调动、任免，但官身一旦取得，却成为了一种身份的象征。即使因为犯了错被罢了官，但只要功名还在，这些特权就还能继续享受。在地方上还是最有头脸的人物，而且还有免除丁役、遇官不跪、应诉不跪的特权。
由于你身处的这个阶层不一样，所以在朝廷用得着你的时候，你随时可以再次上岗。
官员在遭遇停职或免职之后，隔几年赶上圣上开恩或者大赦天下，这些落马官员还会被收叙任用，也称叙复。叙复在宋朝最为宽容，就算是这几年皇上都没开恩，也不耽误官员复出，沈括在《梦溪笔谈》里写的很明白，免职的官员，三年以后可以在原来品级上降两等起用，这样的制度几乎让所有的免职都是暂时的。
除了叙复之外，官员们还有一种卷土重来的机会，就是依赖朋党，跟紧自己的队伍准没错。
在古代中国，朝堂之上的权力纷争，大多涉及朋党之争所谓党争，皆由政见之争，最终演变为意气之争，因私愤而相互攻讦排斥。党争一旦形成，就往往会失去理性的判断，进而夹杂大量的情绪。
他们并不需要客观的分析情况，因为排斥的情绪已经根植于内心。在争执当中，原本不属于两派之间的无辜人员亦被卷入，黑与白之间不能允许有灰色的存在，界限这个词在朋党心中清晰不已。
牛李党争
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党争，当属“牛李党争”，两党每一次权力更迭都带来了非常大的人事变动。
牛李党争始于公元808年，牛僧孺、李宗闵批评时政，得罪了宰相李吉甫，一同被贬。五年后，李吉甫去世，牛僧孺、李宗闵重见天日，入朝为官。
又过了七年，李宗闵的女婿苏巢进士及第，但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联合了元稹、李绅等人，在宦官段元昌的支持下揭发这场考试有内幕，使得牛党集团里李宗闵这些人二度被贬。
牛僧孺
随着唐文宗登基，牛党依附的宦官得势，牛僧孺入朝拜相，李党等人尽数罢黜，李德裕被贬到四川。十几年后唐武宗继位，牛党主要人物又全部被贬往岭南。武宗驾崩后，唐宣宗把李德裕贬死崖州，牛党诸人再度上位，牛李党争，至此结束。
这场党争历经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六朝三十多年，一旦李党执政，则牛党必定卷铺盖走人；一旦牛党当政，则李党便尽数被贬。在这样的冲突中，个人的权势则跟朋党的势力息息相关，是非对错已经没有了明显的界限。
简而言之，只要站好了队，就有卷土重来的那一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德裕曾写过一篇《朋党论》，他还曾与文宗、武宗两个皇帝纵论朋党。在他看来，前史上的奸邪小人串通一气，营私舞弊，祸殃国家，就是朋党；而正派忠贞的大臣在一起共同为国家理政，即便交结，那也是情投意合，而不是朋党。他对朋党疾恶如仇，并严加痛斥；当然，在他看来，他首要自己不是朋党，也永久不会成为朋党。
然而，李德裕却以“李党党魁”的身份出现在后世史籍记载中。
李德裕（787年～850年），字文饶，小字台郎，赵郡赞皇（今河北省赞皇县）人。唐代政治家、文学家、战略家，中书侍郎李吉甫次子。
牛李党争还牵扯到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晚唐诗人李商隐，早年间李商隐结识令狐楚，令狐家作为“牛党”的中坚力量，将李商隐收入麾下。在令狐楚逝世后不久，李商隐接受了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聘请，去做他的幕僚兼女婿。
王茂元和李德裕关系匪浅，所以自然被视为李党的成员。就这样，李商隐被冠上了“忘本”、“背叛者”的帽子，昔日情谊深重的令狐家，也与他断了联系。处在党争的尴尬境地里，他的仕途一再受阻，接连被贬至偏远之地，与妻子也被迫分隔两地，在无限愁苦中，李商隐才写下无比婉约的千古绝唱：“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在唐宋时期官员有一定的势力，所以经常出现一党党魁上台，顶层就换一批人的情况。明清时期随着皇权的不断集中，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事情越来越少。
一个官员能否复出，最为重要的便是背后有没有靠山。只要靠山足够硬，那么就算免职多少次，都能卷土重来。
李侍尧（？一1788年），字钦斋，清朝干隆时期大臣，汉军镶黄旗人，清朝户部尚书李元亮之子，二等伯李永芳四世孙。
比如说清朝的李侍尧，他就抱上了朝堂之上最大最粗的一条腿——万岁爷。干隆四十五年，李侍尧在云贵总督任上时，被人举报说贪腐，干隆将他革职，押赴北京治罪。
那段时间，干隆皇帝正在大力澄清吏治，掀起反腐风暴，没想到就有人撞到枪口上来，自然很是生气。派出政坛新星，户部侍郎和珅前往云南查案，钦差们经过审理后，建议将李侍尧斩立决。干隆皇帝却有意放他一马，下旨让各省总督、巡抚们议定。
江苏巡抚闵鹗元深知干隆皇帝的心思，上奏称：“侍尧历任封疆，干力有为。请用议勤议能之例，宽其一线。”干隆皇帝一看：正合我意。于是，顺水推舟地下旨，将“斩立决”改为“斩监侯”。死刑改死缓。
青年时期的爱新觉罗·弘历
第二年，甘肃回民造反，干隆特旨赏给李侍尧三品顶戴，赴甘肃作战。不久，陕甘总督也因为贪腐问题被双规，李侍尧立刻接任，短短三年，他就从总督到死刑犯再到总督。李大人在陕甘干了四年，又被查出来经济问题了，又被判了个斩立决，等皇帝拍板的时候又被网开一面，没多久就被释放，历任湖广总督闽浙总督，把地方督抚当了个遍。
干隆为啥这么偏袒李侍尧呢？因为李大人太会来事了。
自1752年任热河副都统起，到1780年第一次被双规，28年间共上贡129次。最多一年上贡9次。这些上贡的贡品，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价值不菲，当然不会是李侍尧自掏腰包。就凭每年1万多两银子的合法收入，李侍尧也承担不起。来源就是从当地老百姓头上搜刮。
对于这一点，干隆皇帝心知肚明，不过面对这么多奇珍异宝，皇帝怎么舍得对李大人下杀心？
清世宗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复原图
干隆四十二年，皇帝生母，孝圣宪皇后崩，皇上一直标榜自己孝顺，太后健在时每天早晚都要去太后寝宫请安，如今更要标榜自己是带孝子。因此陛下下诏打造一座金塔装自己老妈头发，不过在造塔的过程中，发现预算严重不够，出现了1200两金子的缺口，干隆皇帝在彰显孝的同时，又想体现自己公私分明，坚决不从国库支取。
在众爱卿束手无策的情况下，这块烫手山芋被交给李侍尧处理，果然李大人经过一番运作，搞到了1200两黄金。按照李侍尧的收入，拿出这笔钱只能靠贪。可贪污的最终目的是孝敬陛下，陛下又代表着大清国，四舍五入就是我爱国无罪，面对这么可爱的贪官，干隆怎么能舍得治他的罪？
不过皇上的大腿不是那么好抱，也不是谁都能抱的，要是万岁爷跟你没那么亲，你还想尽快上位，可以考虑最简单，最直接也是最俗套的办法——花钱。
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道光皇帝授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主持战争。不想，琦善到前线后，瞒着朝廷和同僚，私自答应割让香港给英国，并商订通商章程。
这下子琦善丧权辱国，立刻成了人皆可杀的卖国贼。
电影《林则徐》中的琦善（左）与林则徐
道光震怒，下令将琦善革职抄家，并将他逮捕入狱。惹得如此天怒人怨，别说官运，琦善的命也该保不住了。没成想琦善使了点银子，没几天就给他释放了，惩罚也只是发配充军，并不危及性命。
过几年重新复出，但因为剿匪的时候有滥杀无辜的嫌疑，琦善又一次被免职。可这时候正赶上太平天国造反，琦善立马又拿出一大笔钱，赞助镇压太平军，他本人也因为这笔钱再次复出，代理河南巡抚，加都统衔，授钦差大臣，专办防务。
这种捐钱复出的做法，是清朝的一种正式制度，称为“捐复”。
捐复又分两种：向皇帝行贿，也就是钱财充入内务府，供皇帝私人使用；向官府捐钱，也就是钱财用于政府公务。其实皇帝也对捐复的官员不放心，一个有前科还行贿的人，人品能好到哪去？不过清朝人穷志短，到处都需要钱，不得不将官职当商品卖。
总的来说，古代的落马官员想复出还是比较容易的，只要你有钱、人脉足够广，在宋朝那样的朝代甚至什么都不用有，只靠时间就能熬出头获得再就业的机会。
总之，在古代社会当官可以说是一个稳赚不亏的买卖，因此无论是读书人还是有钱人，都要削尖了脑袋找个官做，这样一来就导致了官僚团队鱼龙混杂，同时官员们犯错误的代价也极低，长此以往，就造成中国古代社会极其黑暗的情况无法得到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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