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新的30年的门口
无论是歷史学家、经济学家还是社会学家，无论是政治要人还是寻常百姓，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中国近30年发生的社会变革无不怀着极大的关註。壹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没有大的社会震动的情况下，发生了如此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实现了如此重要的社会进步，这不能不是壹个奇迹！在这场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过程中，演出了多少使人心灵震撼的歷史活剧！流下了多少悲伤、壮烈、激动和喜悦的泪水！留下了多少令人深思的问题！难怪不同国籍的作家、记者、学者们，纷纷用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思维方式，着述了这将在人类歷史天幕上留下重要痕迹的30年。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改革开放是第二个30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三个30年，站在新的30年的门口，重新反思刚刚过去的30年是非常必要的。
从中国改革的歷史方位看中国改革的目标
在20世纪这短短的100年内，人类的经济制度经歷了壹个螺旋式的上升。从19世纪承袭下来的自由资本主义，以其富有激励性的市场机制，空前地调动了人类的创造力，使生产力奇迹般地发展，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刷新了整个社会面貌。但是，它曾壹次又壹次地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20世纪初，人类面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做出了种种思考和实践探索，其中变为大规模社会实践的有4条道路。
法西斯主义是第壹种实践。希特勒提倡“国家社会主义”，用政府的权力来消除不平等。在经济上对大股份公司实行国有化。否定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国家垄断的统制经济；承诺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了实现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理想，他采取秘密警察和集中营的恐怖手段镇压反对者； 反对民主，扼杀人权。法西斯的实践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已经被人们唾弃。
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是第二种实践。它主要是吸收第二国际的思想遗产。“二战”以后，社会民主党在联邦德国、瑞典、挪威、芬兰等壹些国家执政。它的主要特征是：放弃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实行和平过渡；实行民主政治，反对专制主义；靠市场力量配置资源，国家对经济实行调控，不实行国家所有制；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计划。
资本主义自身的完善和改革是第三种实践。资本主义制度实际是组织社会生活的壹种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是经过人类几百年的探索、实践和试错中逐渐演变而成的。它不是壹成不变的。在20世纪，比较突出的改革要算“壹战”前夕英国的劳合 乔治的社会政策和1935年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其主要内容是：壹、工会不断发展，逐渐成为壹支社会平衡力量；二、实行广泛社会保障制度；三、在市场无效、无力的领域,国家干预经济,用政府“有形的手”来补充“无形的手”；四、私人独资企业逐渐变为股份制公司。股票分散化，所有权社会化；五、经理阶层取代了私人资本家的管理权力。大企业再不是由资本家本人来管理，而是由有专业知识的管理人才来管理。 这些变革无疑是吸收了社会主义的壹些内容。
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是第四种实践。二战以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十几个国家掌握了政权。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能够动员全社会的财富，因而使壹些落后国家迅速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在1929年前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壹些西方知识分子也崇尚这种社会主义。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种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显现出它的不足。它不能有效地吸纳20世纪新技术革命的成果；没有力量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经济发展缓慢；无休止的内部政治斗争耗尽了精力；在辉煌表象中掩盖着深刻的危机。由于经济垄断、政治垄断、思想垄断，内部危机日益深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邓小平同志曾经对波兰前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说：“我们两家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苏联模式也不是很成功的。”[1]通过人类在20世纪100年的实践，中国的改革目标很明确：从苏联那壹套模式中走出来，进入人类的主流体制，即民主政治，市场经济。这壹点应当是没有争议的。
改革以前的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的农村壹贫如洗。不仅农民家中壹无所有，连村子周围的树木都被砍光烧尽。1978年新华社记者到安徽的定远、凤阳、嘉山去采访，看到的情况使他们心酸。凤阳县前五生产队，10户人家有4户没有大门，3户没有桌子，68人中有40多人没有棉裤。当过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史成德，7个孩子，10口人，只有3只缺口碗。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统计，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平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2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0.11元，1.9亿人每天能挣0.13元，有2.7亿人每天能挣0.14元。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壹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还有壹个令人震惊的数字：1978年，全国有2/3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50年代，有1/3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如30年代。
处于工农差距有利壹方的工人怎麽样呢？以天津为例：1975年，工厂的生产第壹线70%以上是二级工，月薪为41.5元，再没有其他收入。职工家里没有任何财产，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1950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3.8平方米，1972年，下降到3平方米。50年代初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临时住宅，壹直住到80年代后期。
除了贫穷以外，还有不自由。农民终生活动半径不超过100公里。
为摆脱原来体制造就的危机，30年来，主要进行了以下改革：
壹，所有制改革：国企改革（竞争性企业民有化，国有控股企业吸收非国有资本）；发展私有经济；建立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由单壹公有的利益主体到利益主体多元化。
二， 价格改革：由政府定价到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
三， 建立市场体系、商品市场、技术市场、金融市场、土地市场等各种生产要素市场。
四， 建立市场经济的法治体系。
五， 宏观调控体系重建：金融、财政、税收等方面的改革。
六， 社会保障体系构建。
七， 对外开放，吸收国际资源，利用国际市场，吸收国际成功的经验和管理制度，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联为壹体。
改革大力推动了经济发展。30年来，GDP平均每年以9.8%的速度增长。经济总量超过了法国、英国和德国，在世界处于第三位。中国人口从1978年的9.6亿增加到2007年的13.2亿，增加了3.6亿，而人均国民总收入(即人均GNP)还是由378.7元增加到19 033元，增加了49倍。改革30年，中国从壹个人均国民总收入199美元贫困的低收入国家，走到了人均突破2 000美元中等偏低收入国家,排名由175位上升到129位。
最有意义的是配置资源的方式发生了转变。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1958年，为了使钢铁的年产量达到1 070万吨，倾全国之力，闹得得不偿失。配置资源的方式转向了主要由市场力量配置以后，钢产量不声不响地从1978年的3 178万吨，增长到2007年的48966万吨。从2000年开始至今，中国的钢产量壹直居世界第壹位。这些活生生的数字显示了增强社会活力的巨大意义。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30年来，在政治上也有重要的进步：1.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2.废除了地、富、反、坏、右等政治身份，各类人政治上壹律平等；3.领导干部任期制代替了终身制。4.由家长式的全能政治转变为共治式的威权政治，由壹个人说了算到集体负责制；5.中央和地方分权,地方有相对独立的利益，有相对独立的事权和财权；6.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有所松动，舆论壹律的情况有所改变。以上这些，使中国人的自由度也比过去大大地提高了。
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虽然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很不完善；中国的政治虽然比过去有进步，但离民主政治还有相当长的距离。由于行政权力过度扩张、政治过度干预经济，甚至公共权力进入了市场。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可以说是“权力市场经济”。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改革前的社会不公正问题有的解决了(以政治身份来确定其社会地位)，有的没有解决(如城乡身份问题)。改革以后又出现了新的社会不公正。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社会公正问题就开始显露，到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公正问题更显突出。改革期间的社会不公正的根本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错位。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社会不公正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腐败严重；国企、医疗、教育、住房改革某些方面失当，甚至损害了底层群众的利益。改革中，壹方面不断强化和扩大党政机关的利益，另壹方面却在有些领域推卸国家财政应当承担的责任。
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形成了强势，他们利用这种强势左右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使他们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没有改革的政府部门，按照自己的要求，订立自己的改革目标，实施自己的改革措施，把改革向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向推进。“改革目标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这样，社会不公正问题会更加严重，社会矛盾会更加尖锐。
广大群众中对不公正问题是很不满的，因此不断引发群体事件。
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人们经常谈论我们面临两个矛盾：官民矛盾和劳资矛盾。官民矛盾是权力没有被制衡的结果，劳资矛盾是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结果。在这个制度下，权力的贪婪和资本的贪婪势必恶性结合，这是当今中国壹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是壹切罪恶的渊薮。
以上问题不是改革产生的，而是改革不到位产生的；不是市场化的结果，而是市场规则受到没有改革的权力体系破坏的结果。这些问题只有进壹步深化改革才能解决。
目标：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今年已经60年了。这60年可以划分两个30年。前30年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可以说是“极权政治加统制经济”)。在这种体制下，壹度经济发展较快，依靠自己的力量，初步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但这种体制限制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经济缺乏活力，与国际差距日益拉大，还出现了3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壹系列的重大失误。后30年对前30年的制度进行改革，形成了“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体制。在这种社会体制下，经济高速发展，国力大大增强，但出现了社会不公正的问题，从而引发比较尖锐的社会矛盾。又壹个30年来了，它的目标是什麽呢？当然，初步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进壹步完善，在政治上，正如***同志多次强调的，加快民主进程。也就是说，今后改革的目标是“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
下壹步改革面临的任务是建立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的社会体制。在驾驭资本和制衡权力两个方面，制衡权力当然是主要的壹面。制衡权力是指监督公权、限制公权的活动范围，阻止公权进入市场交换领域。制衡权力就需要建立民主政治制度。
资本是壹种强大的社会能量。它推动技术进步、推动社会发展。资本投到哪里，哪里就改变面貌。但是，资本是贪婪的。这种贪婪性用经济学的语言可表达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利益面前，资本是没有人性的。近两百年来，人道主义作家写的批判资本罪恶的着作汗牛充栋，其中马克思主义最为深刻。我们今天在利用资本、享受资本之惠的时候，却忘了资本的另壹面。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生产要素资本化和劳动力雇佣化同时并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总是占主导地位。从高级工程师到普通产业工人，都可能是资本雇用的劳动者。壹些自诩为“知本家”的工程师们，在经济寒流中也被“资本家”解雇而失去饭碗。普通劳动者的利益更是经常受到损害。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资本总是千方百计地侵占和损害企业外部的利益，三废横流、大气污染、环境破坏，正是资本肆虐的结果。资本收买权力，收买舆论，用资本原则代替了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各种保持社会平衡和稳定的公共规则被铜臭銹蚀，“潜规则”广泛取代了“显规则”。资本原则进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冰冷的金钱关系取代了人情的温暖。
马克思主张消灭资本，资本是不可能也不应当消灭的。孙中山提出“节制资本”，“节制”有点过分，会限制资本的积极方面。还是驾驭资本比较合适。驾驭资本，就是建立壹套制度体系，既使资本能比较充分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又能限制其贪婪性对社会的危害。现代民主制度就是驾驭资本比较有效的制度。这是劳动和资本经过千百次博弈中产生的制度，是社会实践在千百次试错中产生的制度。从限制资本对劳动的奴役这个角度来看，必须提出加速民主化的问题。
无论是制衡权力，还是驾驭资本，都需要民主政治制度。从这里引发出必须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结论。
不错，政治改革是有风险的。然而，如果不自觉主动改革，最终还得被迫变革。对国家和民族来说，自觉改革比被迫变革的代价要小得多、安全得多。所以，政治改革要采取积极的态度。但是，政治制度的转变不能过于激进，不能过于急切。激进和急切的做法可能使社会失控。壹旦激进的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过激行动使政权失去控制社会的能力，社会出现无序，此时专制者就会应运而生。因为专制是结束社会混乱、建立新的秩序最有效的手段。那些不堪忍受无政府状态的老百姓，就像欢迎救世主壹样欢迎专制者。这样就可能出现暴民和暴政的恶性循环。政治改革需要政治智慧，要善于选择时机、利用时机。政治改革最好是在法制的轨道上有序地前进。
我经歷了改革前后中国两种政治经济体制，还有幸对中国30年改革的整个歷程进行了新闻采访和跟踪调查。30年来，我除了发表了大量的关于改革的新闻报道以外，还发表了数百篇关于改革的评论。这些评论文章不仅用通俗的文字介绍了有关改革的经济知识，还不时抨击了改革中的问题，发表时曾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本书选择了百余篇评论奉献给读者，我想读者看了这本书后，不仅会加深对中国改革的了解，也会加深对中国过去和未来的思考。
杨继绳
夹缝中的财神爷
我的壹位朋友在某地担任农业银行行长。日前进京时显得疲倦而憔悴。我说：“财神兄，搞市场经济，妳可大有作为啊！”他苦笑了：“我现在是在夹缝里过日子，两面受挤。作为专业银行，亏损了不好交账。可是，政府让我干的都是赔钱的买卖。”他扳着手指头向我算了壹笔账：他们承担了大量的无息或低息贷款，如农副产品收购贷款、扶贫贴息贷款、农业开发贷款、预购定金贷款等。这些政策性业务占他们贷款总规模的60%。
我国的专业银行转变成商业银行是大势所趋。但是，目前专业银行还身兼两职：既要它像企业壹样完成利润指标，又要它按照政府的意图进行没有收益的政策性贷款。这样，它们就处于两难境地。或者偏重社会利益而不能自负盈亏，或者偏重自身利益而不顾社会利益。
专业银行要变为商业银行壹个前提条件是，只从事商业性贷款，不能兼管政策性贷款。那麽，政策性贷款由谁来发放呢？成立政策性银行。
政策性银行的职责是专门从事政策性贷款。它的特点是：完全服从国家政策的需要，不以盈利为目的；它发放的是有利于社会大局稳定的特殊性贷款，它对局部利益小于全局利益、近期利益小于长远利益的项目进行贷款。它的利率水平与市场利率不同，根据国家倾斜的需要，实行低利或微利经营。今后几年的政策性贷款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
壹、支持大型机电产品出口的买方信贷和卖方信贷；
二、基础设施(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所需要的贷款；
三、重要物资(例如农产品)的储备和农副产品收购所需要的贷款；
四、扶贫贷款、救灾贷款等重要的专项贷款。
等等。
政策性银行实际是政府的金融机构，它的资金具有壹定的财政性质。但它不是财政，它的资金活动还是以信用为基础。它的贷款壹定要还本付息，使它能够保本经营。它不是各级政府的钱口袋，不是福利机构，它也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策性贷款应当由该项政策的决策者承担风险，谁确定的优惠利率谁负责贴息，谁安排的政策性贷款谁承担补贴。政策性银行不参与商业银行竞争，但要接受中央银行的监督。
政策性银行壹般不吸收社会存款，对社会公众不直接构成债务关系。它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壹、财政拨款；二、中央银行再贷款；三、向社会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四、社会保障基金的经营性余额；五、间接运用邮政储蓄。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政策性银行是专业银行而不是综合银行。以日本为例，它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有：日本开发银行、日本输出银行、海外经济合作基金，还有十大金融分库。在十大金融分库中又有明确的专业分工，如住宅金融公库、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医疗公库、环境卫生公库、北海道东北开发公库等。美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也有详细的专业分工。我国的政策性银行在建设初期也应有专业分工，但不会有国外那麽详细。据可靠消息，我国将成立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信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政策性银行。
走出夹缝天地宽，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分开以后，商业银行和政策银行都有广阔的发展天地。
挤兑风波和银行“信用”
1965年1月24日的香港，像平常壹样热热闹闹。谁也不会想到要发生什麽大事。壹位客户拿壹张海外支票到明德银号提款，明德银号拿不出钱来兑现，消息马上传开，在这里存款的人无比恐慌。大批客户蜂拥到这家银号门前，急切地要求提出自己的存款。焦急、叫骂、哭喊、乱作壹团。该银号无法控制局面，眼看大难临头，只好请求政府出面干预。于是，政府下令关闭明德银号。明德事件引起了连锁反应。在其他多家银行门前都排起了挤兑的长龙。这场银行风波壹直持续了几个月之久。
居民把钱存入银行，最起码要求是保证金钱的安全。壹旦有储蓄不安全的信息，储户会马上把钱取出来。这就出现银行最害怕的“挤兑”。存款是银行的债务，“挤兑”就是所有的债权人同时到银行去讨债。据说英语“破产”壹词来自最早建立银行的意大利，其原因是银行不能偿还债务，债权人群起砸坏柜臺的壹种情况。
如果说银行是经营货币的商店的话，那麽，这个商店完全是靠信用来维持的，没有信用，谁敢把钱存在这里？所以称银行为“信用机构”。信用，它对银行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某家银行的信用出了问题，而且得不到支持，这家银行就难逃破产的命运。
银行的信用就是千方百计地维护储户存款的安全。为客户保密是措施之壹。瑞士银行的工作人员如果泄露有关客户的情况，轻则罚款，重则判刑。瑞士银行对外国主要人物的巨款都有密码和暗记，只有存户本人和银行的两、三个最高级的职员知道。所以，大量外国资金流入瑞士。最早外国人存入瑞士银行的钱没有利息，有壹度存款超过壹定的额度还在倒贴利息。无息或负利息并没有阻止外国钱财源源不断的流进瑞士银行。1979年中国银行天津分行为壹居民找到了30年代失落在国外的29万美元。我当时报道了这壹新闻，壹时引起轰动，但我至今还不知道这位居民的姓名，因为银行壹直对我保密。
客户能够随时提取自己的存款是银行信用的根本所在。我们有些银行没有钱支付储户的提款时，常用的办法是在门前挂上“今日学习，停止营业”的牌子，这实际是壹种逃债的行为，是有损信用的。
为保证客户能随时取到钱，银行至少得做好两方面的事：第壹，它放出去的贷款能够收回，它必须选择有信用的贷款对象。信用是双方的。银行有信用，客户也得有信用。这个信用不仅是指道德上的，而且以财产作保证的，它是通过资产和资信评估机构进行科学评估并行登记的。没有信用的人和企业到哪里也借不到钱。第二，它不能把客户的全部存款都放出去赚钱，它必须留下足够的钱来准备客户来提款。这留下来应付客户提款的钱叫做“准备金”。准备金加上可以贷出去的钱俗称“头寸”。
为了防止出现挤兑风波，中央银行规定了准备金占存款余额的比例，称为“法定准备金率”，简称“准备率”。我国目前要求专业银行的准备率为13%。这13%的钱交中央银行管理，另外还要求专业银行再留8%的备付金。按规定，商业银行每天结账时都要保证准备金符合中央银行规定的比例。不够这个比例就不能“轧账”。必须通过同业拆借或其他办法调动头寸，当晚把这笔钱补足。
为了保证存款的安全，壹些民办银行较多的国家规定了开办银行的条件——例如它们必须具备最低数量的资本等。有的国家的政府建立存款保险公司，对存款进行保险。
我国的银行都是国家开办的，它的信用由国家担保，信用是不成问题的。但目前专业银行还不是商业银行，它还吃国家的“大锅饭”。今后要变成真正的商业银行，就得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这时，商业银行的信用问题就显得重要了。
平均分配也是壹种不公平
社会分配不公平，这是现今人们谈论最多的壹个话题之壹。大家在谈论时，常常把註意力集中在少数人收入过高这壹方面，却忽视了这个问题的主要方面；大多数人的收入超于均等化。
来自各个方面的调查数据表明，最近几年，少数人的收入的确与大多数人的收入拉开了较大的差距。但是，多数人之间的差距反而缩小了。据国家统计局对48个城市调查，去年上半年和1985年相比，科研单位实习研究员和研究员的工资性收入之比由1∶3缩小到1∶2；医士与主任医师的工资性收入之比由1∶3缩小到1∶2.2；大学助教和教授的工资性收入之比由1∶4.1下降到1∶2.1；国家机关办事员和司局长工资性收入之比由1∶3.1缩小到1∶1.6。据厦门市调查，企业新的工人工资标准本来高低相差三倍，但是加上人人有份的各种补贴，高低相差只有1.8倍。
人们通常对收入悬殊十分敏感，对平均主义却不在意。事实上，平均分配也是壹种不公平。壹个懒汉和壹位劳动模范收入壹样多，或者差不多，这能说公平吗？人人收入均等意味着贡献大的人少得了收入，贡献小的人侵吞了别人应得的收入。有壹位外国经济学家说过：平均主义也是壹种剥削。这话不无道理。
收入均等化带来了消费平均化，壹些高档商品，妳买得起，我也买得起，大家都买得起。彩电、冰箱、洗衣机、录音机这“新四件”，普及的速度是出人意料的。抽样调查资料表明，城镇居民对“新四件”的拥有量，高收入阶层对“新四件”的拥有量与低收入阶层距别也不大。消费平均化打破了消费的层次性。有人打了壹个比方，过去消费者排着纵队进入市场，现在排成了整齐的横队沖击市场。平均化的消费造成了巨大的需求沖击力，是物价上涨的直接诱因之壹。
均等的分配挫伤了贡献大的人的积极性，抑制了创造才能，扼杀了进取精神，造就了懒惰和松懈之风，必然的结果是效率低下。这是被40年实践所证明了的事实。妳想追求公平吗？而貌似公平的平均分配既丧失了公平，也丧失了效率。分配上合理的差距，可以使被压抑了的社会潜能迸发出来，它能促使国民经济较快较健康地发展。
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提出壹个度量收入贫富悬殊程度的指标，人们把它叫做基尼系数。这个系数在0到1之间。当它等于1时，表示全社会的收入被壹个人全部占有；当它等于0时，表示全社会人人收入相等。基尼系数过低，表明平均主义严重，经济效率低；基尼系数过大，表明贫富过分悬殊，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的基尼系数是偏低的。1981－1985年间，全国城镇各年度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150、0.148、0.149、0.168、0.175，都没有达到1964年0.184的水平。作为参照的是，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基尼系数在0.315－0.372之间，发展中国基尼系数在0.418－0.519之间。当然，我国低房租等因素使基尼系数和国外有不可比之处，但大体趋势还是可以参考的。发展经济学告诉我们，壹个国家经济起飞初期的基尼系数比较大，有利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到壹定阶段，基尼系数开始下降。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经歷了这壹过程。我们应该处于基尼系数大的阶段，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这是令人不安的。
既然当前分配中的主要问题是收入均等化，为什麽人们的议论中心又集中在收入悬殊上呢？这里有壹个观念问题。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观念来看较大的收入差距，会愤慨不已。公平的观念和评价尺度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在封建社会，痴呆的太子继承皇位，谁也不会说不公平；而今天，封建特权思想和行为却是众矢之的。改革和开放，已经把我们的社会推向了新的阶段，如果用以往的公平观念和尺度来看社会就会感到处处不公平。
我这里讲收入均等化是当前分配不公的主要表现，并不否认其他分配不公平的现象。例如，利用新旧体制交替中的漏洞大发其财，不合理的价格造成不同企业间收入悬殊，不规范的市场造成了不合理的高收入，等等。至于少数人以权谋私，敲诈索贿，贪污盗窃，大发横财，那就不是壹个经济上的分配问题，而是壹个违法乱纪、以至触犯刑律的问题了。少数人不合理的高收入，相对于收入均等化的另壹极端，也会严重地挫伤人们的积极性。它造成的心理沖击和平均主义的传统观念交织在壹起，形成了社会心理障碍，使合理的收入差距难以形成。
总之，要解决社会分配不公平问题，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既要克服大面上的平均分配，也要防止少数人不合理的收入过高。这是壹个问题相互影响的两个方面。而当前和相当长壹个时期需要着重解决的收入均等化的问题，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分配制度、人事制度和劳动制度的改革。
胡雪巖热的背后
最近几年，掀起了壹股不小的“胡雪巖热”。《胡雪巖》成为热门的畅销书，多次再版，销势不衰。这当然与这本书脍炙人口的文字、曲折动人的情节有关。但是我感到，胡雪巖这个人物与当代社会某些情况相吻合，大概也是“胡雪巖热”的壹个原因。
胡雪巖是晚清的壹名富商。他本来是钱庄的壹个小伙计，为人精明强干，很有心计。他因资助困境之中的王有龄丢掉了自己的饭碗，由此二人结成生死之交。王有龄后来官场发迹。胡雪巖利用王有龄的关系，开设钱庄成为巨富。作为壹名商人，胡雪巖是很有经营才干的。但在那个权力至上、等级森严的时代，他要取得成功，只能借助官场势力。胡雪巖利用官场腐败，以精心的算计和灵活巧妙的手段，收买高官，层层投靠。同时借官场势力，叱咤商场，通达买办。商借官势大量聚敛财富，官倚商力使封建政权茍延残喘。胡雪巖则成为显赫壹时的“红顶商人”。他营造庭园，收姬纳妾，邀友狎妓，生活腐化。壹时灯火楼臺，很快灰飞烟灭。
胡雪巖的兴衰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壹，胡雪巖是借助官员手中的权力发财的；第二，胡雪巖和官员之间进行大量的权钱交易，并且和有些官员结成生死联盟；第三，他所依仗的官僚虽然有励精图治的壹面，但从社会变革这个角度来看，他们都是效命清王朝的政治死硬派，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臣；第四，他是失去政治权力靠山后在官僚们的权力倾轧中破败的。
胡雪巖的个人素质和人品应该说是不错的。他的商业活动本来可以为发展我国的早期资本主义作出贡献。但他在官僚机器的缝隙里生存，在腐朽的封建土壤中发展，他只能随着封建势力的衰败而衰败。在官僚们争权夺利的倾轧中，他在险象丛生的环境中度日，歷史註定他不可能有大的作为。在内外交困中，他最终成了左宗棠和李鸿章权力角逐的牺牲品。
胡雪巖是政治高度集中的条件下早期资本主义的产物。是腐朽的封建政治和不规范的商品经济交构的怪胎。是金钱和权力的私生子。商品经济的要义在于竞争，在竞争中人人平等。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封建政治必然要窒息商品经济。胡雪巖这样的怪胎不可能促进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这壹点歷史已经作出了证明。
现在出现“胡雪巖热”，说明当今中国还有产生这样怪胎的土壤。这土壤就是不规范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政治体制。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就出现了壹些依靠权力发财的“红顶商人”。
当代“红顶商人”是利用现有权力体系对财富重新分配的得利者。他们是计划经济的政治体制和不规范的市场经济交构的怪胎，是权力和金钱的私生子。
现代“红项商人”集中财富的手段带有封建色彩，和现代社会不相容。他们借助权力进行交易，这种交易是不公平的；他们借助权力开展竞争，这种竞争不可能是平等的。不公平的交易，不平等的竞争，是和市场经济不相容的。
现代“红顶商人”是当今腐败潮流同时出现的。“红顶商人”大肆进行权钱交易，花天酒地、挥霍无度，严重污染着社会。壹些不明真相的人和对市场经济有抵触情绪的人，把“红顶商人”的腐败活动归罪于改革，归罪于市场经济。“红顶商人”玷污改革，玷污市场经济。
现代“红顶商人”是分配不公最大的受益者。在中国6000多万还得不到温饱的老百姓当中，他们显得十分刺目。他们是引起社会心理不平衡的主要因素，也是引起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现代“红顶商人”的主要目标就是“寻租”。什麽叫“寻租”？概而言之，寻租就是利用行政权力大发横财。寻租理论认为，“租金”(这里和房租、地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就是行政干预、行政管制市场竞争而形成的级差收入。例如，匯率并轨前，市场上1 美元兑换8元人民币，而政府控制的兑换率是5.6元人民币。谁得到了官定匯率指标，谁就得到了这个利益差额。这个差额就是“租金”。壹些需要政府审批的经营活动，其中就有“租金”。现代“红顶商人”的寻租活动，使得贪污腐化越来越严重，它导致人心涣散，影响政府形象，影响政治稳定。
如果说，歷史已经证明胡雪巖不能在封建土壤中造就资本主义，那麽，歷史必将证明，今日的“红项商人”也不会造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现代“红项商人”是渐进式改革方略的产物，它应当是壹种过渡产物。但是，他们千方百计地使之固化，并得到畸形发展。他们既反对政治体制改革，也反对利用市场配置资源。前者使他们失去了所依赖的特权，后者使他们失去了“寻租”的物质基础。
当代红顶商人
在财富集中的过程中，我们旗帜鲜明地表示，要社会化，不要私有化。那麽是谁在搞私有化呢？不是普通老百姓，更不是股份制的推动者，而是当代“红顶商人”。
当代“红顶商人”是当今私有化的主体。他们是利用权力进行私有化的，因而有更大的危险性。利用权力进行私有化的形式是：
利用双轨利益差(价差，利差，匯率差)。由于中国改革是采取渐进方式，必然在相当长壹段时期内新旧两种体制同时并存。既有市场配置资源，又有行政力量配置资源。这就出现了壹种商品两种价格、壹种资金两种利率、壹种外币两种匯率的情况。而双轨利益差是由官员分配的，在分配中有很大的随意性。有人估算过，双轨利差、双轨价差、双轨匯率差壹年就是几千亿元。如果其中有百分之壹漏到了私人口袋，可以造就多少百万富翁？
利用权力取得发财机会。批地皮，搞房地产；取得股票的原始股；取得某些紧俏商品的进口权，并在进口时取得减免税的优惠；等。壹些需要审批的发财机会，壹般就有权钱交易。
在对外经济活动和中外合资企业中，有些中方管理人员把国家利益让给外方，外方私下给他以补偿，国家吃亏，外商得大利，他得小利。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成为官僚买办。
企业经理对国有企业的财产使用有相当大的自主决定权。他有权决定企业工程项目的发包，并从承包方那里得到好处；他有权决定企业广告费用的支出，并从新闻界得到私下的回扣；他有权决定公关费用的支出(公关费用中有相当大壹部分用于行贿——尽管是为企业的利益而行贿)，并用公关费建立与他个人有利的社会关系；他与亲朋好友建立的非国有企业进行经济合作(如零部件加工等)，由此将国有资产流向这些企业。
值得註意的是，这些私有化很多是通过合法的合同进行的。在交易合同中，国有企业经办人和交易的另壹方恶意串通，使国有企业上当受骗。1995年，国家工商部门检查了50万家企业的合同签订情况，发现不合格的合同35万份，涉及金额291亿元。被骗的大多数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得到好处的是私营企业或承包给私人的企业。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提供的资料表明，近10年国有资产流失超过5000亿元，壹半以上与这类合同有关。在租赁、承包或购买企业时，压低承包基数、压低租金和价格。在建筑承包合同中故意擡高发包价格。在购物合同中，在价格、质量上让国家吃亏。还有相当多的情况是，国有企业按合同付出了资金、设备、商品，对方却不履约。1995年经济合同履约率只有40%－50%。国有企业的有些经办人员故意在合同丧失诉讼时效后再起诉，或者“自愿”败诉。国家工商总局推算，如果提高10%的履约率，国有、集体企业壹年可减少100亿元的损失。国有资产通过合同流失后，国有企业内部的经办人和合同另壹方私分这部分流失的国有资产。
利用政策信息上优势取得投资、经营、交易上的优势等等，以上各种私有化形式都是官商勾结、里应外合的权钱交易过程。官员通过各种方式把国有财富“让”给商人，商人再暗中将所得利益分壹部分给官员。正如湖北省壹名犯罪的商人在供词中说：“用我的钱买他的权，用他的权为我赚钱。”这中间完全是“黑盒子”交易，其中奥妙外人不得而知。
这种演变结果必然出现壹批私人巨富。由于他们的财富是借助权力取得的，因此人们把他们称之为“现代红顶商人”。说他们是“红顶商人”不很确切，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红顶”，不是官员。有的虽然原来有“红顶”，现在丢掉“红顶”下海了。不管是下海的官员，还是没当过官的商人，他们始终通过各种手段和官场保持着密切的、特殊的关系。与这些商人私通的官员是分利者。
当代“红项商人”本来是渐进式改革方略的产物，应当是壹种过渡形态。但是，他们千方百计地使之固化，并得到畸形发展。他们害怕失去所依赖的权力，也怕失去“寻租”的物质基础。所以他们害怕改革向纵深发展。
然而，如果改革进壹步深化，现在依靠权力集中了大笔财富的“红顶商人”队伍就要发生变化。他们失去权力的依托以后，其中没有经营能力的将要失去财富。有经营能力又能应变的，将由“红顶商人”转化为真正的商人。他们所拥有的企业也将会大量吸收社会资本，从而成为社会化企业。
上游干涸，下游泛滥
如果把国民经济比作壹条奔腾不息的河，那麽能源、原材料就是河的“上游”。按常规，上游产业的生产能力理应稍大于下游产业的生产能力。但是近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却向相反的方向迅勐发展，人们形象地比喻为“上游干涸，下游泛滥”。这种“经济病”在中国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曾经表现得十分突出。
原料！原料！
原料！原料！到处都在紧急唿唤着原料。
1988年夏，21家电缆厂厂长联名写信给国家计委和物资部告急：缺铜少铝，电缆厂面临停产的威胁。
8月下旬，有3000多名职工的天津铝制品厂壹片死寂，由于没有原料，机器设备停止了转动。全国94%的铝制品厂因缺铝锭被迫停产或半停产。
羊毛短缺。不仅不产羊毛的北京毛纺织行业用毛94.3%靠进口，就是我国第四大羊毛产区的甘肃所需羊毛也要进口，第三大羊毛产地青海省，计划内供应的羊毛只能满足2/3的需要。
轮胎厂缺乏橡胶，卷烟厂缺乏烟叶，纺织厂缺乏棉花，糖果厂缺乏白糖……几乎整个加工制造业都面临原材料的匮乏。
不仅仅是原料短缺，能源、交通以至整个基础产业都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东南沿海因煤炭短缺发不出电，致使不少企业不得不每星期“停二开五”或“停三开四”。
寻求原料、燃料成了各企业、各城市的壹项首要而艰难的任务。过去，上海市派壹个科长出去就行了；现在，市长亲自出马也无济于事。
供求过度紧张，使原料的市场价格暴涨。1988年9月，电解铜的市场价格每吨已高出计划价格的3.27倍，为国际价格的1.38倍；铝的市场价格为计划价格的4.58倍。由于中国的进口量大，使国际市场价格上升。1987年我国进口羊毛的价格已相当于1984年的3.2倍。
原料短缺的深层：产业结构失衡
我曾到青海牧区探访羊毛紧张的根源。在青海湖附近的壹个牧场，我见到的不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风光，而是不到半寸长的焦黄小草，稀疏地点缀在苍茫的原野上，瘦弱的羊群艰难地啃着地皮！据专家介绍，这种情况在我国十大牧区并非个别。从60年代起，我国的可利用草场已退化1/3，退化面积约10亿亩。草原退化，牧草产量下降，羊群冬瘦春死成为普遍现象。全国的羊毛收购量从1980年的15.9万吨下降到1987年的13.6万吨。壹极是羊毛减产，另壹极是毛纺织业急剧膨胀。1980年全国只有毛纺锭60万只，1987年增加到199万只，壹年需原羊毛60万吨，超出国内羊毛产量数倍之多！
这种两极失衡现象不仅发生在与羊毛有关的产业。有人分析了全国铝的加工能力、冶炼能力和矿山能力，发现它们之间的比例大约为1：0.75：0.5。这说明，铝加工能力大大超过冶炼能力，冶炼能力又超过了矿山能力。铝加工业却不顾这壹现实，其生产能力还在继续膨胀。
1987年底，全国有棉纺锭2600万只，需棉花450万吨，当年收购棉花仅310万吨；而棉纺锭预计1988年底将突破2800万锭，正在建设的还有400万锭。
机械行业对钢材的需求量大于轧钢能力，轧钢能力大于炼钢能力，炼钢能力又大于矿山能力。我国拥有金属切削机床340多万臺，每臺机床拥有的钢材只有日本的1/10，美国的1/4，苏联的1/2。由于钢材不足，金属切削机床利用率只有壹半。
1981年到1987年，全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4%，而能源工业平均每年仅增长4.6%，两者比例倒挂为2∶1。
为了使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基础产业应该有壹定的超前发展。经济学家用“基础产业超前系数”(即基础产业的产值增长率与社会总产值的增长率之比减1)来评价这壹情况，基础产业的增长速度高于社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则系数为正值，反之则为负值。
我国的超前系数都是负值。以1981－1985年间为例：原煤为－0.36，原油为－0.7，发电量为－0.42， 成品钢材为－0.43，供水为－0.02，公路铺设为－0.04，铁道铺设为－0.05。专家们认为，最近3年超前系数离正值更远了。
不合理的比较利益： 产业失衡的根源
云南省烟草公司负责人扳着指头对我算了壹笔账：如果卖烤烟可得利税1元，则加工成烟卷卖可得利税6元。因此，近几年云南省卷烟工业发展很快，卷烟产量由全国第六位跃居第壹。1987年全省财政收入中，烟草公司的利税占68.8%。
在我国，各产业之间没有形成平均利润率。加工工业产品，特别是最终产品，比基础产业的利润率高得多。烟草行业如此，其他行业也是如此。轧钢行业利润率高于炼钢行业，印染行业的利润率高于纺织行业。这种不合理的利润率是不合理的价格体系造成的。原材料和制成品的比价不合理，使原材料的壹部分利润转移到加工工业中去了。搞加工工业投资少、见效快，投入的资金很快就能收回；而基础工业投资大，建设周期长，十年八年内难以得到实惠。这样，人们自然就把生产要素投向在短期获得较大利益的加工产业。这是产业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
当然，加工工业和基础工业之间利益不合理的状况，十年以前就存在，为什麽过去矛盾没有现在尖锐呢？这是因为，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过去被掩盖的矛盾强化了，表面化了。
首先，中央和地方之间、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实行财政上“分竈吃饭”，对企业也实行利润承包。这带来了两个与产业结构变动相关的后果：其壹是强化了各地区、各企业的利益观念。过去产业之间利益不合理，赔钱赚钱都是国家的。现在不同了，壹个地区的财政收入多少，壹个企业的利润多少，关系每壹个人的切身利益。现在，各级地方政府既是行政主体，又是利益主体，他们利用行政权力和地方经济力量，使加工工业奇迹般地膨胀。其二是随着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扩大，地方和企业所控制的财力相对多了，国家直接控制的财力相对减少。预算外收入过去在国民收入中只占很小的份额，现在它和预算内收入平分秋色了。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工业投资大、建设周期长，壹般是要国家投资，而国家直接控制的财力相对少了。预算外收资金是分散在各地区、各企业的，总额虽然巨大，但壹个地区、壹个企业的资金并不多，它不可能投向需要巨额投资的基础工业，只能投向加工工业。因此，最近几年，绝大部分省份基础产业所占比重下降，加工工业所占比重上升。江苏省采掘工业加上原材料工业的比重在1982年为14.3%，1987年下降到12.8%，而同期加工工业的比重由85.7%上升到87.2%。
其次，改革带来的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也对产业结构的变化产生影响。改革以前，在工业系统中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集体经济比重很小，其他成分几乎没有。在国有经济内部，财政实行统收统支，对利益的差别不敏感。最近几年，集体所有制经济尤其是乡镇企业迅速发展。这类企业对利益差别很敏感，绝大部分资金投向了投资少、见效快的加工工业。江苏省乡、村两级工业总产值1987年达656.45亿元，比1978年增长9.35倍，几乎全是加工工业，江苏基本不产羊毛，而乡村两级企业毛纺产值达25亿元。现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有1/4来自乡镇企业。在乡镇工业就业的农民达数千万人，这麽多的劳动大军转向加工工业，是要相应的基础工业来承担的。然而，在工业的筵宴上，事先并没有安排他们的席位。
高涨的消费热，形成强有力的市场牵动，是加工业迅勐发展的第三个原因。近几年来，我国的货币供给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1987年，全国居民储蓄余额和手持现金达4400多亿元。这壹购买力，需要6850多亿元的商品才能平衡。但是，全社会零售商品的货源只有6100多亿元，还有740多亿元没有着落 。加工工业直接受到消费品市场强大牵动，它比基础工业反应敏锐得多。到1986年，就已形成彩电生产线113条，电冰箱生产线116条，洗衣机生产线108条。1978年全国仅生产彩电3800臺，1988年达900万臺，而需求量是1900万臺。无论是回笼货币还是繁荣市场，都需要加工工业，尤其是消费工业的发展。
产业失衡的沈重代价
加工工业超过基础工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付出了沈重代价。
代价之壹，大量生产能力的闲置。上海市有关部门对该市的1700家国有企业分析，仅因原料不足，生产能力闲置1/3。如让这1/3的能力运转起来，壹年可以增加200多亿产值，25亿元的财政收入。有人估计，因能源和原材料短缺，全国大约有40%的工业生产能力闲置。如果让这部分生产能力充分发挥作用，壹年可以多创造4000多亿元的产值，500亿左右的利润和税收。但令人不安的是，大家并没有想办法利用这部分闲置生产能力，而是在闲置生产能力的大军中，不断增加新的成员，继续增加加工业的生产能力。
代价之二：众多加工企业依靠进口原材料支撑，造成大量外匯流失。我国每年进口钢材耗外匯上百亿美元，进口凈羊毛十多万吨，进口羊毛的织物3/4在国内消费。40多条易拉罐生产线，如果全部开动起来，每年需要两亿美元进口铝材。家用电器行业也需要巨额外匯进口器件维持生产。江苏省70%的外匯用于进口原材料，这还不包括在江苏的中央企业进口原材料所需要的外匯。
代价之三：加剧了加工工业和基础产业之间的摩擦，也给不法分子以种种可乘之机。目前，我国的原材料实行“双轨”价格。生产原材料的企业抱怨：80%以上的产品被国家按低于市场的计划价格调走了，差价损失太大；加工企业则抱怨：国家给的平价材料只能满足20%的需要，80%的材料是以市场价购进的。供求双方所说的比例都没有错，这是产业结构失衡造成的比例错位。比如，原材料工业的生产能力是100吨，它的产品有80%按计划价格调出，则加工工业得到了80吨计划价格材料。由于加工工业的生产能力不是100吨，假定是240吨，这80吨计划价只能满足它30%的需要，另外70%的原材料需要按市场价购进。再加上“官倒”、“私倒”作乱，把壹部分计划价原材料按市场价格卖出，加工工业拿到的计划内原材料就不到30%了。原材料的市场价格暴涨，必然会推动加工工业产品价格的上涨，又带动了原材料价格上涨。二者互为因果，相互推动，成为难以遏制的浪潮。产业结构失衡越严重，原材料价格缺口就越大，市场价和计划价的差距就越大，投机分子谋利的活动范围就越大，市场就越混乱。
代价之四：造成国民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是造成国民经济不稳定的关键因素，而产业结构不合理又是这壹矛盾的深层原因。壹旦总需求超过了总供给，壹旦加工工业膨胀到基础产业难以承受的时候，就不得不进行调整：压缩需求，对某些加工工业实行关、停、并、转。但是，造成产业结构不合理的深层原因，即产业之间利益不合理的原因没有解决，膨胀暂时压抑以后，再度膨胀和趋势依然存在。膨胀，紧缩，更大的膨胀，再壹次紧缩……如此循环往復，使国民经济出现周期性的震荡。
加工工业超过基础工业的过度膨胀，造成不良后果是深远的。“毛纺热”，大家都搞毛纺；“家电热”，大家都上家电；“汽车热”，壹拥而上搞汽车……原材料基地将原料就地加工，加工工业基地又被迫上原材料工业。结果是，各省产业结构趋同，各省都搞自己的小循环，全局的大循环受阻。这样，不仅各地区之间不能实行合理分工，生产力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合理布局，还造成市场分割，全国的统壹市场不能形成。加上各省财力有限，各自上马的加工工业都不能达到经济规模，经济效益低下。
都来根治产业结构失衡癥
怎样根治产业结构中的“产业结构失衡癥”？这是我们面临的壹个紧迫而復杂的问题。
应该说，我们很早就有医治“产业失衡癥”的愿望，为什麽经济发展的现实与我们的愿望南辕北辙呢？某省壹位计委主任回答说：“我们有调整结构的愿望，没有调整产业结构的政策。”这话壹针见血。
产业政策是壹组综合政策体系。它是价格，财政、税收、外贸等各方面政策组合而成的。这些政策相互协调，形成壹股合力，产生壹种合理的比较利益，促进各产业之间协调发展，特别是促进基础产业的发展，并且实现最优的资源配置。可惜的是，目前这样的产业政策还没有制订出来。
就价格而言，目前我国铝的计划价格仅仅相当于国际市场价格的1/3，铜是44%。这样，壹些品位较低的矿山开采成本较高，国家低价收购产品，企业得不到利润甚至亏损，只好放弃不采，浪费了资源。云南省计委壹位同志指出，如果将铜的计划价由每吨1万元调到8000元，这个省壹年可以多产1.2万吨铜。更重要的是，调整基础产业和加工产品的比价，使基础产业能获得比加工产业更多的利润，就能够把生产要素从加工工业引到基础工业中来。
税收对于扶持基础产业、抑制加工工业是壹个很重要的杠桿。当前，对国内短缺资源急需限制消费、限制出口的税收政策。铝、铜国内如此短缺，1988年1－9月出口铜和铝却分别是1987年出口量的几十倍和两倍。现在国家已经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已明令禁止紧俏的原材料继续出口，铜火锅、铝门窗、易拉罐急剧膨胀，是缺乏税收约束的缘故。对这类经济行为应该课以重税，使之无利可图，对基础产业减免税，使之获得较大的利益。
产业失衡是壹种综合癥，需要综合治理。壹些经济学家指出，要医治产业结构病，先得医治各级决策者的“近视癥”。产业结构病的产生有其经济机制的原因，更有人们只顾眼前、急功近利的原因。不顾基础产业薄弱，都去搞现得利的加工工业；不顾资源短缺，大力鼓励消费，甚至搞短缺资源出口；单纯从眼前财政收入着眼，不给加工业以调整产业结构的喘息机会等等都是近视癥的表现。很多人只批评企业的短期行为，但也有专家认为，最根本的是国家的短期行为。不解决国家的短期行为，产业结构失衡问题就难以解决。
在当前治理经济环境工作中，要考虑到产业结构失衡问题。要明确认识到，所谓经济过热，实际是加工工业过热和消费过热；所谓固定资产投资失控，实际是加工工业和非生产性建设投资失控；所谓短缺经济，最根本的是基础工业产品短缺。在治理经济环境中，如果有强烈的产业结构意识，对基础产业和加工工业加以区别，治理经济环境可成为医治“产业结构失衡”的壹剂良方。否则不加分析地搞“壹刀切”，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
跷跷板两头翘
有人说，物价上涨和就业不足像壹个跷跷板，压下了这壹头，必然跷起另壹头：想降低物价，就会影响就业；想提高就业率，物价就会上涨。这种比喻反映了壹定的经济现象。
1988年，我国零售物价指数达18.5%，为了把价格压下来，从1988秋天开始，就压缩基建规模，收紧银根。结果是，物价压下来了，市场也疲软了。产品卖不出去，生产下降，效益降低，大批企业开工不足，就业问题接近最严重的1979年。为了使经济復苏，从1989年11月起，国家大批註入启动资金，两年后，经济果然回升了。但随之而来的是1992年经济过热，1993年到1995年，连续三年物价大幅度上涨，1994年物价达到21.7%，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水平。为了把物价压下去，又是抽紧银根，压缩固定资产投资。结果，物价还没有完全压下去，就造成了壹大批企业开工不足，不少工人连基本工资都拿不到。
这时，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壹种意见认为，物价上涨是主要危险，还要继续抽紧银根，继续压缩基建规模。另壹种意见认为，就业不足是主要危险，主张采取刺激经济的政策。持两种意见的人玩起了跷跷板的游戏。
从经济学的常识来看，这个跷跷板有它壹定的道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价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需求超过了供给，价格必然上涨。要控制物价，就得控制需求。而银根紧了，社会上钱少了，需求也就下降。需求下降，生产必然跟着下降。生产下降，就业机会就会减少。
从这几年的实践来看，抑制物价上涨和解决就业不足这两个问题确有矛盾之处。但是，如果只把就业和物价作为“跷跷板”，妳高我低，我高妳低，那就有点简单化。影响就业有多种因素，影响物价也有很多种因素。近壹两年的物价上涨，并不像1988年那样，是需求拉动的结果。1994年以来，90%以上消费品的供大求或供求平衡，生产资料相当壹部分滞销。今年上半年，钢材需求还在萎缩。既然供大于求，为什麽物价还大幅度上涨呢？原因很復杂，其中，人民币大幅度贬值是壹个原因。1994年，人民币兑换美元的价格，由5.6元壹下子变为8.6元。人民币壹年之内就贬值了53.4%。人民币对外贬值，可能引起输入性通货膨胀。企业经济效益差，也是通货膨胀的壹个原因。这几年价格逐渐放开，同时实行了结构性调价。企业无法消化结构性调价和价格放开带来的影响。在1994年的物价上涨中，属于结构性调价和放开价格的部分，要占70%-80%，其中，因粮价上涨而带动整个食品价格上涨，要占物价上升的壹半。
任何国家经济起飞，产业结构都有壹个从传统农业为主向工业为主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中，总要伴随着工农产品“剪刀差”的逐步消除，也就是农产品价格由低到高。有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农产品价格上升并没有带动物价全面上涨。这是因为他们工业经济效益好，不仅消化了农产品价格上涨，工业品价格还下降。而我们呢？工业不仅消化不了农产品价格上涨，还要跟着“搭车”涨价。
经济效益差主要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占用了70%的资金，而在新创造的财富中，国有的贡献只有20%。高投入，低产出，产品成本势必很高，价格也必然高了起来。
在经济运行中，有很多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例如，盲目追求高速度就带有相当程度的非经济原因。为了追求高速度，就拼命地高投入。而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既不承担投资风险，又不考虑投资效益，也不打算归还贷款。大量的无效投入即是物价上涨的深层原因，也壹轮又壹轮地推动着经济过热。
经济效益差，产业结构失衡，不合理的运行机制，既造成物价上涨，又制约经济发展，限制着就业。如果说，物价上涨和就业不足是壹个跷跷板的话，那麽，上述几个问题就是跷跷板中间的那个“轴”。不仅如此，我们这个“跷跷板”摇摆幅度之大，摆动频率之高，也和上述问题有关。
这些年来，我国经济处于这样壹个循环之中：“壹放就热，壹热就胀，壹胀就紧，壹紧就降，壹降就放。”“放”，主要是放松银根；“热”，就是经济过热；“胀”，就是通货膨胀；“紧”，主要是收紧银根；“降”，就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由于经济效益差，不能从中得到效益，只好扩大投资规模。这些资金都是投到利润率高、见效快的加工工业上去。结果，基础产业承受不了这麽多的加工工业，出现了“瓶颈”制约；整个国民经济承受不了这麽快的经济增长整度，各方面的供应全面紧张。于是，不得不进行调整。每壹次“过热”和调整，国民经济像闹了壹次疟疾，是壹次巨大的资源浪费。看来，如果我们面向现实，就应当超越跷跷板的思维方式，从更深的层次上做壹些切实的工作，治好国民经济畸热畸冷的“疟疾”。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到目前为止，包括中国在内的壹些计划经济国家，大都放弃了计划经济，搞起市场经济来了。这几乎成了壹股国际潮流。这股潮流的出现有没有壹定的必然性呢？怎样看待二十世纪国际性的计划经济实践呢？社会主义的前途究竟怎麽样呢？对这壹系列的重大问题，人们期待着明确的回答。
壹个合乎逻辑的理想
资本主义早期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使得壹些天才的头脑进行深沈的思索。他们都在各自不同的领域批判资本主义的金钱至上，寻求社会公正、社会平等之路。其中，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其严密的逻辑力量掌握了很多群众。共产党人主张，国家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被消除，商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随之消除。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十多个国家建立了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这个体制为这些国家的发展起了壹定的作用。但是，几十年的实践以后，这个体制壹些不可克服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因此，各国纷纷探寻改革之路。
矛盾之壹 技术上的不可行性
要把国家经济机构变成壹架大机器，变成壹个使几亿人都遵照壹个指令工作的经济机体，在技术上能不能行得通呢？让我们先进行壹番可行性分析。
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有壹系列的比例关系：积累和消费，工业和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千百万种产品之间也要互相衔接，妳中有我，我中有妳。以上各种比例关系不是壹成不变的，而是瞬息万变的动态体系。谁要控制这架大机器，使它正常运转，谁就得认识这个动态体系，并且根据这个动态体系的客观规律制定详尽的计划，准确而及时地实施这个计划。
这在技术上是行不通的。
首先，人们不可能认识这个动态体系。要掌握千万种产品之间的比例关系就必须掌握必要的信息：每种产品生产多少？库存多少？市场需求多少？由此决定生产什麽？生产多少？这里所需要的信息来自于每壹个工厂、车间、商店……信息从车间、商店传到中央计划机关要耗费时日，中央计划机关接到这些信息时，动态体系已经发展到壹个新的阶段，中央得到的信息已经成了过时的东西。此外，基层的统计工作不准，不全，信息经过层层管理机构向上反映，层层加工，层层筛选，加工筛选过程中加进了很多主观的东西。壹旦信息和利益结合，信息在加工和传输过程中就必然失真。中央计划机关得到的信息不仅是过时的，而且是失真的。用过时的、失真的信息作为决策的依据，作出的计划必然是错误的计划。
其次，退壹步来说，即使中央计划机关及时得到了没有失真的信息，他们也很难及时做出准确的判断和正确的决策。壹个中央计划机关，不管它多麽庞大，多麽精明，也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从这浩如烟海，瞬息万变的信息中找出客观的比例关系，从而决定生产什麽，生产多少，哪些增产，哪些减产。
能否把成千上万种产品的相互关系列成数学方程，并把这些关系随时间的变化也考虑到方程中去，然后用计算机进行随机分析？能否用现代系统工程的方法来制订经济计划？我曾为此访问过壹些数学家和系统工程专家，他们认为，体系太大，参数太多，没有明确的边界，还有种种难以确定的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干扰，用系统工程和数学方法也很难制订出周密而正确的计划。
再退壹步来说，即使中央计划机关能够得到准确及时的信息，也能及时做出正确判断的决策，还及时制订了周密而正确的计划，这种正确的计划也难及时贯彻执行。现代化生产是復杂的，生产还有壹定的周期性。妳想增加某产品的产量，不是壹时就能增加上去，妳想减少某产品的产量，不是马上就能减下来，如果硬要壹刀砍下去，必然造成巨大的浪费。
由于技术上不可行，不管计划机关多麽庞大，不管计划长官多麽英明，不管计划工作人员多麽精明强干和悉心尽职，也不可能避免错误的判断，错误的决策。计划不周，比例失调也是难以避免的。
技术上不可行在几十年的实践中已经得到了证明。让我们回顾壹下从“壹五”到“五五”以来的计划及其执行情况。
第壹个五年计划(1953－1957)被认为是最理想的计划。在当时经济结构比较简单、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它的成就是应当肯定的。1952年8月提出的《关于编制五年计划(1953－1957)轮廓方针》和《五年计划的任务》是“壹五”头三年的执行依据。但是这个依据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工农业发展速度安排过高，基建规模安排过大，建设资金来源不落实……因此，在执行了两年半以后不得不在1955年7月进行了较多的修改和补充。正式的“壹五”计划是在时间过了壹半以后才拿出来的。在执行过程中又出现了几次失误。1956年比例失调，1957年进行“调整”。
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期间出现了“以钢为纲”和三年大跃进。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被迫进行了五年经济调整(1961－1965)。这期间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和人民遭受的巨大灾难是很多人都亲身经歷过的。
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实质上是以国防、大小三线为中心的备战计划。把几千亿资金投入了大山沟，损失和浪费是惊人的。1970年又出现了冒进，这个五年计划毫无客观可言，毫无科学可言。
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出现了两次大起大落，上下折腾。这个计划完全是主观意志的产物。例如，计划钢产量3500－4000万吨，唯壹的依据是毛泽东1957年在莫斯科讲过的15年钢产量要达到这个数字。“四五”执行的结果是，计划表上的51种主要经济指标，有25种没有完成计划，当时力保的30多种重工业产品指标，有18种没有完成计划。
第五个五年计划(1979－1980)又出现了“洋跃进”，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比例失调，大量生产能力闲置。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三年经济调整。1980年12月，又决定实行进壹步调整。
中国人记不清进行了多少次经济冒进和经济调整。每壹次冒进是壹次资源的大浪费，每壹次调整又是壹次经济大衰退。广大群众节衣缩食，巨额财富因计划失误而付之东流。1958－1978年20年间，用于基建投资达6000亿元，其中三分之壹因决策失误而浪费了，三分之壹没有达到设计能力，仅有三分之壹达到设计能力。只要这个体制不改变，这种浪费就不可避免。1986年，建设银行对1981－1985年4年间基建投资效果进行了调查，结果是，有四分之壹的投资浪费了，四分之壹达不到设计能力。
矛盾之二 扼杀了直接生产者和管理者的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 灵活性
尽管人们千百次地咒骂“私”字给社会带来了不平和罪恶，壹旦真正剥夺人们的个人利益的动机以后，又出现了壹个社会弊病：惰性十足，效率低下。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直接生产者和直接管理者都是壹部机器上的零件和部件，没有自由活动的可能性。工人不能通过自己的加倍劳动来增加收入，企业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经营得到发展，地方不能合理利用资源来发挥优势。这种体制使经济机体中的每个细胞和每个器官都失去了自我发展、自我调节、自我平衡的能力。个个捧着铁饭碗，人人都吃大锅饭。懒惰之风盛行，首创精神被压抑，进取心和奋斗精神被挫伤，智慧和才能受到限制。这样，经济机体就失去了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它只能靠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从外部去激发生产热情和施加政治压力。“抓革命，促生产”正是这种常用的手法。但是，不管妳从外部使尽了千方百计，到头来还是避免不了生产效率低下，科技进步停滞——国民经济被市场经济国家远远抛在后面。
矛盾之三 不合理的经济体制造就畸形的社会
国民经济是壹架听命于最高当局指令运行的大机器，政治极权主义就有着深厚的经济土壤。
既然经济权力高度集中，与其相适应的政治权力也必然高度集中。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是金钱的奴隶，在这里，人们是权力的奴隶；在资本主义社会，不成功者不得食，在这里，不服从者不得食；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至上，在这里，权力至上。
既然政治、经济，只能听从壹个指令，那就容不得其他声音。不同的意见都被当作“杂音”、“噪音”加以消除。舆论壹律正是这高度集中体制的必需品。
极权制像壹个密封的铁桶，把社会矛盾紧紧的压在里面，又深深地激化社会矛盾。社会没有微调机制，只有爆炸式的突变才能解决矛盾。所以，社会必然出现周期性的振荡，“七八年壹次”，实乃必然。
既然舆论壹律，那就没有新闻自由，群众没有了解事实真相的自由。既然要有统壹的意志，那就没有真正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自由。新闻只是权力的宣传工具，其职责是让群众相信权力所希望相信的。社会科学研究只是为了论证“最高指示”，为“最高指示”盖上科学的图章。那些企图真正研究科学的人，弄不好就成为“异端”而被这架大机器碾碎。
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是官僚主义的温床，是腐败的经济基础。没有制衡力量，没有舆论监督，公有制就成了权力所有制，以权谋私成了不断蔓延的瘟疫。权力和利益紧密相连，官员们的第壹任务就是维持自己的权力。于是，对事业漠不关心、对上级吹拍逢迎、卖身投靠的情况也就难以避免了。那些有真才实学、有独立见解、而不会迎合上级的人，常常报国无门。
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使我们美好的理想变成了难堪的现实：我们的理想是劳动者当家做主，现实却是领导人的意志高于群众的意志；我们的理想是消灭贫困，而贫困的某些地区比革命前还严重；我们的理想是消灭城乡差别，而城乡差别却越来越大……
社会主义理想
计划经济的基本设想把復杂的经济生活作了简单化静态化的理解。因此，它只适用于以下情况：1.经济发展水平低，建设规模小；2.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简单；3.发展目标单壹；4.闭关锁国，自给自足。在苏联和新中国建国初期，计划经济充分显示了它的作用:苏联从壹个贫穷的国家变成了世界第二强国，中国在壹穷二白的基础上建成了比较强大的工业基础。
我们不能抹杀计划经济的歷史功绩。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计划经济在集中力量加强国力的过程中，社会付出了十分沈重的代价。特别是在以知识和信息为生产力主要特征的后工业化时代，计划经济必然要走向市场经济。这是不是意味着社会主义理想的破灭？不是。
为了说清这个问题，我们得先了解社会主义是怎样产生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是什麽。
社会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的早期。在19世纪，哲学家、文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都对当时的社会作过深刻的批判，他们唿唤社会公正、社会平等。到19世纪30年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经济危机使整个社会受到沈重的打击。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更加恶化，因此改造社会的唿声十分强烈。人们提出了种种社会主义理想，以马克思主义者最为彻底。他们提出了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用社会主义制度来代替它。
只要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弊端，社会主义就有存在的必要，社会主义理想就有生命力。
然而，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却是人们壹直争论不休的问题。
长期以来，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有以下几个特点：用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剥削，劳动人民成为生产和社会的主人；实行计划经济，国民经济在国家统壹计划下按比例发展；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
这些年来，改革的实践使得壹些社会主义国家对上面几条作了修正：在所有制方面，用公有制为主体代替纯粹公有制，允许其他所有制存在。在分配方面，用按劳分配为主代替纯粹的按劳分配，允许按生产要素分配。
改革进壹步深入，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又有了进壹步的修正。实行计划经济这壹条被放弃了，只保留“两个为主”，即公有制为主和按劳分配为主。
对于这“两个为主”目前还是争论。先说以公有制为主的问题，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股份制空前发展，在国有企业中也有集体股份和私人股份，在私人企业中也有国家股份，外国人的股份也会参与到各类企业之中，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是各种经济成分的混合体。由于产权进入市场，在任何壹个企业中，各种经济成分所占的比重也是变动的。当然，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企业，国家和集体所占的股份会多壹些。但是，从总体来说，国有经济占的比重不壹定很大，而是壹种混合经济。
对按劳分配争论更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天天喊按劳分配，可从来没有实行过按劳分配。这不是我们不愿意实行，而是在技术上很难实行。首先壹个很难确定的问题是，什麽是“劳”？管理是不是“劳”？经营是不是“劳”？按过去的概念这两种活动都带有剥削性质，不能百分之百的算“劳”。至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两种性质不同的劳动如何能装在壹个“筐”里、用“简单劳动”和“復杂劳动”加以区分？“復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马克思语)这种模煳的概念怎能界定它们之间的量的关系？按劳分配的第二个难题是如何计量“劳”？除了简单的计件劳动外，其他各种劳动都很难实现合理的公平的计量。在脑力劳动占比重越来越大的现代社会，“劳”的计量更加困难。更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点是用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要达到这壹目的，必须按生产要素(劳动力、资金、技术、土地等)对收入的贡献进行分配。劳动力仅是壹种生产要素，它的价格(工资)只能由市场来决定。单纯的按劳分配和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
确切地说，我们只是对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手段不清楚，对于社会主义理想的基本目标还是清楚的。社会主义理想的最根本目标是社会公正，社会平等。
社会主义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只要资本主义还有弊端，只要社会上还有不公正、不平等的现象存在，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想就有强大的生命力。
“以公有制为主”和“按劳分配为主”以及其他种种，仅是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手段，而不是目标。目标是第壹位的，手段是第二位的。今天我们认为“两个为主”是最好的手段，在今后的实践中，我们有可能发现更好的手段。过去，我们把手段放在目标之上，真是本末倒置。
社会主义理想既然有强大的生命力，那麽怎样才能把它变成现实呢？通过近百年的探索，现在终于找到了壹条现实的道路：现代市场经济之路。
这里说的现代市场经济不同于传统的市场经济，它保留了传统市场经济的积极因素和壹般特征。例如，经济按照价值规律运行，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础，保持高效的竞争机制。因而有较高的效率。但是，它还吸收了20世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兼顾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它的主要特征是：
第壹、现代市场经济已经克服了昔日市场经济那种“事后调节”和盲目性的缺陷。
第二、现代市场经济不是昔日那种无政府主义经济，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调控中，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同时不排除政府必要的干预。
第三、现代市场经济兼顾公平和效率。它既有效地利用市场经济效率高的壹面，又防止金钱成为统治世界的“暴君”，使社会保持适度的平等。
第四、现代市场经济是开放式的经济。从理论上说，它应当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最优配置，商品应当在全世界范围内畅通无阻，工业产品应当在全世界范围内选优配套。
现代市场经济强烈的世界性具有特殊的意义。歷史上战争连绵不断的欧洲，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融合下，成了休戚相关的欧洲共同体。设想壹下，如果苏联民族之间实行了市场经济，苏联还会解体吗？
过去我们有壹个传统的看法，认为只有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才能够探索社会主义之路。实际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同样在探索社会主义之路。他们努力改变金钱社会的腐朽。看来，全世界人民，不分东方和西方，都在探索社会主义之路，不管这个国家现在贴着什麽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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