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都在任何时候都是一次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皇帝完全可以利用分配权打击旧势力、培养自己的核心班底，集中皇权。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就是通过迁都洛阳摆脱了鲜卑贵族的束缚，重振皇权，并以绝对的权威操盘了汉化改革的大事。
本质来说，任何从部落制快速进化到封建帝制的游牧势力都会产生水土不服的情况，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贵族拥有极大的话语权，严重束缚了皇权的发挥。由于中央集权是封建帝制的基本特点之一，所以皇权和贵族之间肯定会产生激烈交锋：
皇权胜则王朝运行平稳；贵族胜则王朝始终处于严重的内耗中，发展受限。
北魏在向封建帝制进化的过程中也遭遇了这一挑战。当初，鲜卑贵族之所以跟着道武帝拓跋珪东征西讨是因为有利可图，可以在战争中获取财富，但当道武帝对内实施改革集中皇权时，马上就遭到了旧势力的强烈抵制，道武帝后来为什么行为异常，陷入极大的精神困境中，就是被这种内部博弈冲击的结果。
任何时候，内部的博弈一定比外部的战争对个体的冲击更大。为什么说玄武门之变是唐太宗一生中所遭遇的最大挑战，原因就在这里。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道武帝和太武帝的横死就是北魏封建帝制的系统发展不成熟、不充分的具体表现。
在旧势力没有被消化之前，北魏又连续被阉宦、权臣、女主等痼疾所严重折磨。宦官宗爱在刺杀太武帝之后立拓跋余为皇帝，文成帝之后，权臣乙浑和女主冯太后又先后走上了历史舞台。都在挑战皇权的权威。
和平六年（465）五月，文成帝拓跋濬驾崩，太子拓跋弘即位，是为献文帝。由于皇帝年幼，北魏又对女主干政是严防死守，于是北魏庙堂自然就产生了权臣，车骑大将军乙浑以丞相的身份通过对异己势力的血洗控制了北魏朝政。
由于乙浑的行为同时触犯了鲜卑贵族和汉人大臣的利益，于是这些人就将冯太后抬了出来组成联盟共同体向乙浑宣战。
466年，在完成布局之后，冯太后果断出击，以突袭的方式干掉了乙浑，给北魏权臣干政的模式按下了暂停键。权臣之后，女主顺势就走上了历史舞台。
实事求是地说，冯太后干政是对北魏传统的挑战，是严重违背祖制的行为，但冯太后毕竟得到了鲜卑贵族和汉人世家的支持，以贵族和世家代言人的身份左右朝政。
请记住，冯太后的上位本质上还是鲜卑贵族的意志决定的，此时的北魏王朝依然被旧势力所严重束缚。而鲜卑贵族之所以没有在内部推选出代言人又是因为汉人力量的制衡，而冯太后却是可以平衡两者之间的最佳人选。
至于鲜卑贵族此时为什么不能一家独大又是因为，随着汉化的不断深入，汉人力量已经崛起。再加上鲜卑贵族在战争层面拿到的军功越来越少，其话语权就被严重稀释。
冯太后上位是吃了时代的红利。但她依然受旧势力的束缚。
随着献文帝的逐渐长大，皇帝和女主就因为权力爆发了冲突，在拓跋弘诛杀了冯太后的情人李奕之后，母子关系彻底失和。
随后，献文帝为了架空冯太后又于皇兴四年（471）八月将皇位禅让给了年仅五岁的太子拓跋宏，自己以太上皇的身份遥控朝政。但皇帝最终还是失败了，献文帝被冯太后毒杀。
冯太后的背后是庞大的旧势力，很明显，献文帝根本不是鲜卑贵族和汉人大臣的对手。
献文帝之死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使皇权的权威被严重打折。后世之君要想重振皇权，困难指数是相当之高。
新君拓跋宏即位之后，冯太后对小皇帝是各种折磨，不仅在言语和行为上刺激小皇帝，甚至在大冬天将身穿单衣的拓跋宏在小屋中关了三天三夜，期间不给提供任何饮食。
冯太后之所以如此，原因只是拓跋宏和拓跋弘是父子关系，冯太后怕其和献文帝的旧矛盾延伸到新帝身上。
在拓跋丕、李冲、穆泰等人的建议下冯太后最终放弃了废立皇帝的念头，转而细心培养起拓跋宏来。冯太后对幼年孝文帝生活上的关怀自不用多说，在教育层面，冯太后甚至是亲自编写《劝诫歌》《皇诰》等教材耐心进行培养。
可别以为这是祖孙之间的天伦之乐，冯太后的初衷是将孝文帝打造成自己的“接班人”，让他接续自己的改革事业，让他继续代表旧势力的利益。
由于早期冯太后对孝文帝的虐待，又长期将其作为傀儡，使孝文帝树立威望成为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太和十四年（490），冯太后病逝，享年四十九岁。
在孝文帝的前十四年，北魏王朝发生了许多大事，冯太后以女主身份推动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比如，俸禄制、三长制、均田制...使北魏的治理体系更加成熟。
冯太后通过改革进一步扩大了自我影响力并收获了一批忠实拥趸。如今，冯太后虽然去世，但其多年经营的势力依旧存在，鲜卑贵族依然是束缚皇权的存在。
孝文帝虽然亲政，但平城对他来说就是一座围城，根本就不能行使皇权，伸展个人意志。孝文帝的困局来自于三个方面：道武帝、太武帝、献文帝横死对皇权的冲击；鲜卑贵族和汉人世家对孝文帝皇权的束缚；冯太后对孝文帝早期的虐待和长期将其作为傀儡的行为使孝文帝的个人威望严重受损。
种种因素导致孝文帝要想在平城重振皇权并顺应历史的发展进行汉化改革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孝文帝不能集中皇权，自然就不能实施汉化改革，不能实施汉化改革就永远也不能树立个人威望，建立自己的基本盘。
如果想摆脱这种局面，最好的办法就是，迁都，重新进行权力和利益分配，在权力空白区利用手里的分配权重建皇权的权威。
再说，冯太后在平城的汉化改革已经触摸到了上限，孝文帝要想继续改革，就必须离开平城。
孝文帝在进行权衡之后，将目标锁定在了洛阳。之所以选择洛阳是因为，洛阳有漕运之利、有文化积累、有政治底蕴，迁都洛阳，就可以将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重合，同时方便北魏的南征。
孝文帝之前，北魏的军事问题在北方，但随着北方的一统以及对游牧民族防御体系建设的成功，北魏的军事矛盾已经转移到南方，此时平城用武之地的定位显然已经不合理，必须将军事重心向南方倾斜，而居天下之中的洛阳就是最好的选择。
也就是说，孝文帝迁都洛阳不仅可以解决权力问题，更能同时解决军事、经济、文化问题。以洛阳为都，北魏就能站在政治和文化高地推进汉化改革，同时方便和南朝在政治、军事、文化层面的赛跑。
但孝文帝以其微弱的皇权根本就不能促成迁都之事，其阻力之大在决策的过程中就表现了出来。
为了落地迁都战略，孝文帝就以南征为借口准备裹挟鲜卑贵族前往洛阳。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突然宣布南征，当时，朝堂立刻就炸开了锅，大家集体反对，尤其是任城王拓跋澄。
皇帝没有战争的决策权，这在道武帝和太武帝时代是根本不敢想象的事情。由此可见，孝文帝已经被困在了平城的一亩三分地。
至于鲜卑贵族为何反对南征又是因为，北方的盘子已经稳定，鲜卑贵族已经在多年的战争中积累了足够的财富，且稳固了自己和家族在朝廷的权力地位。如今，大家只是想维持既有格局，守住手中的利益，一点没有扩张消耗自我的意思。
怎么说呢，一统天下是皇帝的事，大臣们在乎的只有手中的利益，这就造成了皇帝和官僚集团之间严重的冲突。
南征的难度都如此之大，迁都的阻力就更可想而知了。
在局面僵持之际，孝文帝就只能将自己的真实目的向任城王和盘托出，将自己欲“混一文轨、移风易俗、光宅中原、一统天下”的宏愿毫无保留地说给了叔叔拓跋澄。
拓跋澄是宗室的代表，其利益是与北魏王朝的兴衰高度绑定的，在搞清孝文帝的真实意图之后，他也对洛阳“制御华夏，辑平九服”的政治作用表示认可，于是转而支持孝文帝。
接着，孝文帝任命拓跋澄为抚军大将军、太子少保，兼任尚书左仆射。同时，尚书李冲也被孝文帝团结了过来。任城王代表宗室，李冲代表汉官，这两个人之所以能被团结过来又是因为，迁都、汉化改革，符合他们的利益。
在获得宗室和汉官的支持之后，孝文帝终于可以顺利进行“南征”。请注意，在被旧势力四面围困的情况下孝文帝此时依然不敢公开自己的真实目的。一个皇帝要迁都却要以战争为幌子，这本身就能暴露出某些问题：北魏此时的皇权已经极度衰弱。
最终，鲜卑贵族成功被孝文帝裹挟至洛阳，出于利益层面的考虑，这些人只能退而求其次同意了孝文帝的迁都决定，因为，比起战争，他们接受迁都相对容易一些。
当平城的旧势力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是集体大惊失色。他们太知道迁都将会意味着什么。所以，在494年，孝文帝回到平城安排迁都事宜时马上就遭到了旧势力的集体发难，反对的人有：燕州刺史穆熊、尚书于果、宗室拓跋丕...
可见，不管是庙堂还是地方，宗室还是汉官，反对孝文帝迁都是一股极其庞大的势力，而这些人之所以反对，就是怕在新一轮的利益分配中权力和利益受损，怕皇帝集权之后他们失去了话语权。
即使在迁都之后，旧势力依然在计划反扑。496年，定州刺史穆泰在回到平城后立刻就煽动恒州刺史陆睿秘密进行起兵拥立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皇帝。当时，穆泰团结了一大批人，包括：
安乐侯元隆、鲁郡侯元业、阳平侯贺头、骁骑将军元超、射声校尉元乐平、代郡太守元珍、乐陵王元思誉...
这个名单有多长就说明反对孝文帝迁都的势力有多庞大。旧势力想通过废立之举重新恢复平城政治中心的地位并控制皇帝。
当然，孝文帝也没惯着这帮人，在任城王等人的支持下铁血镇压了叛乱。
这次叛乱对孝文帝其实是一件好事，它让反对迁都的旧势力被一朝曝光，完了孝文帝又通过成功平叛树立了自己的权威。
事情一般都具有两面性，在危机爆发之时，智者都会利用危局为目标服务，实现自己的目的。
为了进一步压制旧势力，孝文帝还废掉了太子元恂，并将其赐死。因为，元恂在旧势力的煽动下曾经想逃回平城。这在孝文帝眼中就是和旧势力合流准备另立朝廷的行为。
通过一套组合拳，孝文帝最终坐实了洛阳的国都地位，集中了皇权。
皇权集中之后，孝文帝就可以顺应历史的发展潮流进一步实施汉化改革，光大拓跋鲜卑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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