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王朝的命运往往是由京师禁军决定的，禁军强大，朝廷就能有力地控驭地方，同时能够更好地抵御外患。如果京军衰落，则皇权必定旁落，地方势力为了保存实力也不会用心抵御外患，最终的结果不是军阀混战就是王朝亡于外患。比如大明。
朱元璋在应天即位为帝之后，刘基就上奏请立军卫法，太祖于是在全国推行卫所制，从京师到地方郡县，全部推行卫所制，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一千户所：地方卫所由都指挥使司管理；京军由五军都督府负责管理。
全国的卫所都由大明的最高军事机关大都督府负责管理。比如，大都督府中的左军都督府，不仅管理京军卫所，还同时负责浙江都司、辽东都司、山东都司的管理工作。
洪武年间，内外卫的数量为三百二十九，成祖时，这个数据是四百九十三。在京的卫所有十二卫为皇帝的亲军，和锦衣卫一样，由皇帝直管。
这里有必要说一点，大都督府是在洪武十三年（1380）细分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的。
当然，为了维护皇权的权威，为了四处征讨，明军的精锐都是集中于京师的，太祖时有四十八卫，成祖时增加到七十二卫。朝廷用兵时，也是以京军为主力，以地方上的卫军为辅助。
京军又分为三大营：五军、三千和神机——永乐八年（1410），成祖亲征本雅失里，分步兵和骑兵为中军，左、右掖，左、右哨，称为五军；三千营由边外的降卒三千人组成；神机营是专业的使用火器的军队。
除京军之外，成祖时又规定，每年在中都、山东、河南、大宁各都司分调十六万人，轮番到京师操练，以强化大明的军事力量，这部分人被称为班军。
明朝初年，京军的数量维持在八十万左右，朝廷用兵也始终以京军为主力，比如，永乐和宣德年间，大明六次对蒙古用兵，三次用兵安南都是以京军为主力。
只要京军始终维持数量和质量优势，那么大明就可以同时控驭地方和抵御外患。
但事实却是，任何事物在发展到巅峰状态之后都会走向衰弱，大明的京军也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遭遇挑战。
正统十四年（1449），大明遭受了土木之变，京军在此役中几乎丧失殆尽。《明史》的原话是：“时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
京军遭遇毁灭性打击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心恐慌，上下无固志。
土木之变不仅使京军遭受重创，同时还对政治格局造成了深远影响，由于大明的勋贵群体在这次事件中几乎被团歼，所以就造成了文官集团的崛起，士大夫控制了朝廷的话语权。
此后，文官不仅控制了朝堂，还控制了军队。明朝初年，对外用兵，本来就以文臣参赞军务，比如，永乐六年（1408），黔国公沐晟讨伐交趾简定，就以尚书刘俊参赞军事。
土木事变之后，文臣的地位进一步拔高，对外用兵时，文官以总督或者提督军务的身份负责一切军务，而武官只负责领兵打仗，形成了文臣统率，武臣领兵的格局。比如，成化三年（1467），征讨建州，以武靖伯赵辅为总兵官，以左都御史李秉提督军务。
到了明朝末年，明军在内受制于各部、各科文官，在外被监军、总督、巡抚层层压制，简直低到了尘埃里，甚至总兵官到兵部领敕，还必须长跪。
文官在权力层面压制武官并掌控军队的直接后果就是，明军武力值的严重下降。
所以，土木之变对大明政治、军事的影响都是决定性的。
当然，明军遭遇土木之变也和朱棣迁都北平打造天子守国门的格局并形成天子亲征的惯例有关。
总之，以土木之变为拐点，京军的衰落成为必然。
为了更好地保卫京师，为了维护皇权，兵部尚书于谦就对京军进行改革，从各营中挑选出十万精锐分作十营进行集中训练，称为“团营”，其余在本营的京军被称为“老家”，京军素质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变化。
成化年间，又分出十四军分为十二营进行团练，称为“选锋”，其他被称为“老家”的京军成为打杂的角色。
这种对京军进行筛选集中训练的做法保证了京军精锐的素质始终在线。
正德年间，因为“流寇”之乱，朝廷又调边军入卫，设立东西官厅进行练兵。此时，边军被称为“选锋”，而十二团营倒成了“老家”了。
京军的组织成分和相关制度的不断更新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京军的素质在断崖式下跌，已经不能解决大明朝廷所遇到的问题。
到了嘉靖年间，又改回三大营的旧制。不过，这绝对不是京军素质的回归，而是朝廷已经对京师卫军不再抱有希望，在保留卫军编制的同时，朝廷进行大量募兵，以持续给京军换血的方式来维持京军的战斗力。
但这虽然解决了京军的素质问题，却加剧了大明的财政负担，因为，在大明旧制中，是没有养兵的这一项预算的，朝廷以募兵为主，这部分费用就必然由百姓所承担，被加派在正常田赋中，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同时，地方卫所的卫兵素质也在断崖式下跌，根本承担不了守边、平叛的重任，为此，在地方上朝廷也不得不以募军为主，大明的财政压力是不断加剧。
朱元璋当年曾自豪地说自己养兵百万不花百姓一分钱，他是一点也没考虑卫兵的素质问题呀。
在京军队伍中，还有从地方轮番来京师操练的班军，这些人不仅没有起到拱卫京师的作用，还成了专业的打杂人员，被朝廷和权贵用作苦工，像营建宫殿、修建皇陵、改造城市等工程的劳力都由班军来负责。甚至出征的班军也被留扣用作苦役。
既然是苦差，班军肯定不愿去京师操练，为了应付，他们就只能出钱讨好自己的上司，以期留在地方。地方长官在收到好处之后也就默认了这种做法，当朝廷有事时，就临时雇人去应付。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京军系统越来越混乱，人员素质越来越低，减员现象越来越严重。嘉靖二十九年（1550），职方主事沈朝焕在给班军发工资时惊奇地发现，班军中大部分竟然是临时雇佣的乞丐。
制度漏洞不仅使京军的素质得不到保证，反而还加剧了朝廷的财政负担。于是，朝廷索性就以班军为苦役，不要他们再训练了。班军呢，在业余时间也做一些小买卖来补贴家用，其身上的军人属性是一点点被稀释。班军武力基因被稀释的背后又是明军整体武力值的下降。
本来边军都是精锐，但这些人在进入京师后都被动退化，使大明的武力值持续走低。
卫军呢，也没避免做苦役的命运，被朝廷和权贵是各种压榨。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军士有编制，领着朝廷的饷银，但是却在给私家做苦工；军籍中冒名现象泛滥，出现了有人领饷却无人干活的现象；老军因为无钱打点上司，所以就只能留在军中，导致青壮根本不能及时补充进来，间接拉垮了明军的素质。
在各种弊端同时作用的情况下，京军数量、质量是持续走低：成化末年，京军缺伍至七万五千人；正德初年，十二团营的精锐仅有六万五百余人，还有两万五千人是老弱。
正德末年，给事中王良佐奉敕选军，按照编制应该有三十八万余人，但王良佐在现实中看到的数据却不到十四万人，由于老弱偏多，最终中选的人也只有两万余人。
通过这组数据，我们已经能直观地发现京军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同时走低，战斗力是断崖式下跌。
到了嘉靖即位之后，这个数据就更没法看，当时的在编军士有十万七千余人，但实际上却只有一半。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兵围京师，兵部尚书点兵时，才凑了五六万人。
对于问题的本质，吏部侍郎王邦瑞在主持兵部事务之后就看得是清清楚楚：“此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军士而在将领。”
京军的问题不在于逃亡，而是因为京军被当作苦役，源头正在于将领们的私心上。
但现实却是，京军的军官却是暴增的节奏：洪武二十五年（1392），京军的军官数量为二千七百四十七人；景泰七年（1465），这个数据是三万；成化五年（1469），又增加至八万...
大明的财政全用来养军官了，而军官的暴增又使京军逃亡、占役、冒领的现象更加严重，京军已经名存实亡。从成化年间开始，京军就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了，这些人在出征时不仅起不到作用，还间接影响了边军的发挥。
弘治元年（1488），大臣曹璘直接建议皇帝：“要不把京军出师的费用给边军吧，让边军作为战争的主力。”
但这显然不行，边军在军功累积的情况下只会威胁皇权。
既然这个方案不可行，刘健就在弘治十七年（1504）建议：“还是不要让京军再充当苦役了，以养锐气。”
然而，大明依然是在旧车走老路。
到了崇祯年间，简直已经到了无兵可用的恐怖地步。崇祯十七年（1644），王章巡视军营，看到军籍上十一万的数字，他高兴地说：“起码凑个十万应该问题不大，局面还可以挽救。”
但现实却狠狠地打了王章的脸，因为他发现，京军中有一半都已经死了，剩下的大部分还是冒充的。这些人不仅状态疲惫，装备极差，甚至在听到炮声时竟然捂着耳朵吓得要死，骑马还没走两步就掉到地上。
如此素质，怎么抵御李自成的大军。
更重要的是，京军此时已经半年没有发工资了，国库空虚也使朝廷不能继续招募新兵，只能坐等灭亡。
可见，大明的崩亡是由京军的衰落直接造成的。

大明终于歪脖子树，所以，大家要小心歪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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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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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有啥用？
中乖的历史教训就是：从来不吸取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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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有38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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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帏深下莫愁堂

卧后清宵细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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