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精灵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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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把时钟拨到1982年—日本“第一次教科书事件”这个历史节点。
当年7月，日本文部省审定教科书时，把“全面侵略中国”等段落中的“侵略”改为“进出”，把南京大屠杀改为“占领南京”。中国政府为此向日方正式提出交涉。随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及遗属、南大和北大等高校师生及全国各地百余群众，先后上书中央或省和南京市领导，要求“把南京大屠杀血的历史铭刻在南京土地上”。这是建馆直接动因。
“建馆同日本人毫无关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说，1982年，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曾指示：“日本岸信介要搞满洲建国之碑……我们就要到处搞日本侵略之碑，以教育广大人民，教育子孙后代。”
岸信介系日本前首相，曾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甲级战犯嫌疑犯。应该说，邓小平提出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催生了省及南京市顺应人民唿声、筹备建馆的决策。
“1983年11月，省委、省政府正式批复南京市建馆、立碑和编史同步进行方案，由时任南京市长张耀华挂帅亲自抓。”当年参与筹建的市文化局退休干部周新民回忆说。
“田边诚访华提议建馆不符合史实。”原纪念馆副馆长段月萍反驳说，田边诚虽多次访华，但他首次访华是1984年，那时纪念馆早就筹建了，不可能由他首倡。而最早建馆的集体上书始于1980年，有案可稽的就有30多封信。如当时南大中文系三年级学生、现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就先后给省人大常委会和南京市政府写信，要求成立纪念馆。怎么可能是“田边诚于1982年9月再三要求建馆”呢？
1985年3月，邓小平视察南京。在听取纪念馆筹建情况汇报后，欣然在长1.2米、宽0.6米的宣纸上，题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6个大字，表达了一代伟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坚定态度。
建馆资金主要来自财政拨款，整个工程建设均无日本人出资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8号门，设有捐赠墙，镌刻着中外捐款者姓名和捐赠额，其中中方占绝大多数。记者计算，日本共有6人、10个团体捐款，总金额1773万日元和2.9万人民币。但反复寻找，未见田边诚其名。连捐23万日元的日本友人后藤守名字都在列，若田边诚果真捐了数百万乃至上千万日元，一定榜上有名。
记者又检索当时报纸，也未见捐赠消息。即使田边诚真捐了3000万日元，按当时汇率换算，不过30多万人民币，于建馆也是杯水车薪。
“建馆资金主要由南京自筹，财政拨款至少200万元。”今年82岁的张耀华对记者说，记得后来国家文物局补助了20万元、省财政支持了40万元。
周新民也回忆，当时建馆资金确实紧张，除上级支持外，大都靠张耀华市长在市里协调筹措。张耀华有句名言：“就是当裤子，也要把馆建起来！”建馆事关民族尊严，南京人怎会“消极对待”？
据朱成山介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期、二期工程，是东南大学中国建筑大师齐康院士设计的；三期新馆，是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研究院院长、建筑大师何镜堂院士设计的。他说：“不管哪一期工程建设，都没有日本人出资。至于对纪念馆的小额捐赠，也都以刻在馆里捐赠墙上的方式公开。主要是中国人的捐赠，也有外国人包括日本人的捐赠，但数目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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