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在网上浏览，看到这样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
丹麦着名医学家、诺贝尔得主芬森晚年想培养一个接班人，在众多候选者中，芬森选中了一个叫哈里的年轻医生。
但芬森担心这个年轻人不能在十分枯燥的医学研究中坚守。
芬森的助理乔治提出建议：让芬森的一个朋友假意出高薪聘请哈里，看他会不会动心。
然而，芬森却拒绝了乔治的建议。他说：
“不要站在道德的高制点上俯瞰别人，也永远别去考验人性。哈里出身于贫民窟，怎么会不对金钱有所渴望。如果我们一定要设置难题考验他，一方面要给他一个轻松的高薪工作，另一方面希望他选择拒绝，这就要求他必须是一个圣人。”
最终，哈里成了芬森的弟子。
若干年后，哈里成为丹麦着名的医学家。当他听说了芬森当年拒绝考验自己人性的事，老泪纵横地说：“假如当年恩师用巨大的利益做诱饵，来评估我的人格，我肯定会掉进那个陷阱。因为当时我母亲患病在床需要医治，而我的弟妹们也等着我供他们上学，如果那样，我就没有现在的成就了。”
这个故事说的是，不要试图考验人性。人性是往往经不住考验的，也不要对人性有过高的奢望（说明一点，这里说的人性是指人的本性，与我们前面讨论的人性不是一回事）。
第二个故事：
这是一位叫做王海军的女知青写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说的是女知青的农民丈夫是如何随妻子回城的经过：
甄玉娃，是“姐夫”里年龄较小的。与他媳妇“部长”（不长）吴欣月年龄相当。因为玉娃生得眉清目秀，举手投足间都透着一股灵气。与娇小的部长很是般配。所以，他们的婚姻波澜不惊，没有什么“逸闻”传出。男欢女爱，人之常情。相遇了，爱了，结婚了，生子了。如此而已。1978年以后，结了婚的女知青都在当地给安排了工作。部长当了小学教师。
这时，北京知青开始大量回京。据传，最早有几条规定：未婚知青，可病退、困退。大龄未婚本身就是一条。此外，还有离婚和丧偶两条。于是，双方都是北京知青的，办个离婚，回京后再复婚，一家人就都回京了。男方是农村青年的，有的办了离婚，女方带着孩子也回去了。大家都知道，回北京对北京知青是多么大的诱惑，几乎没有人能抵御这诱惑。部长的心乱了，玉娃的心也乱了。假离婚？搞不好可就弄假成真了！玉娃痛苦地踌躇了许久，一天、一天；部长惴惴地忧虑着，一夜、一夜。终于有一天，玉娃甩掉了手中的烟，一跺脚：“日他妈！离就离！你和娃娃回迁就行！”这是怎样的决心，这要怎样的肚量呀！这就是内蒙男人！那时，人们习惯于劝合不劝离，离婚手续很不好办。但再难也难不倒回京心切的知青。离婚证拿到手了。
谁能想到，因为离婚的太多了，北京市把这一条“暂停”了。这下就只剩下一条，“丧偶”了。离婚可以复婚，这丧偶怎么“复活”呢？玉娃、部长默默而对，一筹莫展。这“偶”不“丧”兮，奈若何？这时，又有人出了新招——假丧偶。就是，在农村不销户口，托关系开出死亡证明，火化证明，…… 所需要的一切证明。真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什么证明知青开不出来！还有什么“假”知青不敢造。
有的人活着，可是他已经“死”了。如果你被迫成了一个活着的“死人”，你是什么心情？如果你不得不编排自己活得好好的丈夫“死了”，你的心怎能不哭泣？长话短说，按丧偶，部长带着孩子回京了，还是当小学教师。家里匀出一间小平房给他们住。“死”去的玉娃也跟着回来了，打零工。
刚回来不久，部长就去派出所开证明——结婚证明！然后两人回到内蒙，说是丈夫死了，又嫁给了小叔子。甄玉娃改名甄二娃又“复活”了，两人又领了一次结婚证。成了部长“新”丈夫的“甄二娃”有了新身份，在北京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虽然还是打工，感觉强了许多。又过了好多年，政策更加宽松了，“甄二娃”以知青配偶的身份，把户口迁进了北京。只是大家都还是叫他玉娃。一直到现在，只要老乡聚会或遇到熟人，玉娃总是要大吐苦水：“哦还死过一或（回）了，火化证明都开出来了。日他祖祖的！”
不少人觉得，“姐夫”们回京是走了大运，占了天大的便宜。却不知他们在感情上、精神上受了多么大的折磨。他们其实是为了妻子和孩子，放弃了自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恐怕也是女知青不忍把他们扔在农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吧。
现在，旧房拆迁时，部长分了房。孩子也成家立业了。玉娃也算融入了这个城市，成了京城的一个比较幸福的老头。
玉娃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被逼无奈，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全妻子与孩子。无奈来自于至今还有人宣称无悔的生活，而这个生活又几乎完全是人为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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